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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反腐的中国模式:职务犯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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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反腐的中国模式: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研究

时间:2013-02-16 14:3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一、职务犯罪异地管辖语境透视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种利益格局有待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种腐败现象也呈滋生和蔓延之势,其中以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最为典型,危害最为严重。一方面,腐败官员的级别和职务不断提高,挖出的腐败高官越来越多,腐败案值不断上升,腐败窝案串案不断出现,反腐败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民主法治进程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于打击和惩治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要求越来越高,反腐败工作越来越牵动公众神经。“反腐败被高度关注,已经成为一个不需要民意调查数据来支持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1]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问题,并把加强反腐败上升到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 [2]“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各种反腐败手段中,科学而严密的法律手段无疑是最严厉、最有效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运用法律手段打击腐败犯罪,除了加强刑事立法工作,最重要的莫过于严格司法,依法侦查和审判。而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案件管辖实践证明,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由本地司法机关管辖和由外地司法机关行使管辖权,在办案顺畅程度乃至处理结果上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造成的。“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下,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法律之外的因素可能远远大于法律本身对案情的影响。” [3]而传统的司法管辖机制,在查办职务犯罪中面临挑战,司法的公信度日益遭致质疑。
  为了依法惩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避免不良因素带来的干扰,切断职务犯罪者的种种社会关系“保护链”,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果,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开始探索采取异地管辖的方式进行侦查和审判。 [4]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职务犯罪案件被司法机关采取了异地管辖的办案模式,特别是对职务和级别比较高的国家官员腐败犯罪,实行异地管辖几乎成了惯例。尽管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目前法律没有特别规定,但实践中却具有准法律上的程序效力。尤其是对通常所谓高官腐败犯罪,司法机关目前基本固定采取异地管辖的追诉机制,以至形成了一种司法反腐的“中国模式”。
  职务犯罪异地管辖,源于现行司法体制框架下对腐败犯罪进行司法追诉的特殊需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明确规定,须对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司法模式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具体适用标准和程序构建等问题展开法理研究,探讨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完善的进路,进而为构建中国模式的反腐败司法追诉机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
  二、职务犯罪异地管辖法理解析:正当性基础
  司法的核心目标是公正。合乎程序正义、切合实际的司法管辖制度,不仅具有指引司法程序开始的功能,更具有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职务犯罪异地管辖,是采取司法手段反腐败的特殊需要,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一种司法机制创新,是构建刑事诉讼法治的一种创新和实践,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一)异地管辖有其法律依据
  从实践来看,职务犯罪异地管辖主要有检察机关异地侦查管辖和审判机关异地审判管辖。《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这些规定为职务犯罪异地审判管辖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规定原本只是针对法院院长需要回避等极个别案件的特殊情况,而推行职务犯罪异地审判管辖,实质上是将这种特殊情况普遍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中,是对现行刑事审判管辖的一种变通适用。
  对于异地侦查管辖,《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作了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人民检察院管辖;如果由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第18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这些规定为职务犯罪异地侦查管辖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检察实践中,异地侦查管辖问题是通过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 [5]解决的。
  (二)异地管辖实质是本地司法官整体回避
  为了维护司法官的中立性和无偏私性,确保社会公众不会对司法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疑虑,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回避制度。如果司法官在办理某一具体案件当中遇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即应退出该案的侦查、审判活动,而改换由别的司法官进行。与类似单个司法官的回避情形一样,对某一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在整体上也需要考虑“避嫌”的问题,也需要对那些无法消除人们合理怀疑的案件,考虑让该司法机关人员全体予以回避,让该司法机关整体退出案件的侦查、审判活动,而将案件移交另一地区的司法机关管辖。因此,异地管辖主要考虑本地司法官整体回避的因素,是通过变更案件管辖机关,来解决司法机关整体“避嫌”问题。
  “评价一项程序的好坏优劣,除了要看它是否具有形成正确结果的能力外,还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6]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的实质是,职务犯罪案件由本来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法院或检察院),转移至本无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进行侦查和审判。当一个职务犯罪案件涉及地方党政要员,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下,当地司法机关能够不受影响和压力,超脱、从容地进行侦查和审判吗?恐怕很难。在目前司法机关还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干预和压力,任何权势部门或人物的干预都可能对公正司法产生不当影响的情况下,只有本地司法官整体回避,经过法定程序变更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将案件交由外地区司法机关侦查和审判,才是维护程序正义、保持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三)异地管辖意在谋求公正司法的环境
  传统的刑事诉讼司法管辖制度,按照职务犯罪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为据确立案件的管辖机关,由职务犯罪者本地检察机关和法院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方便司法机关就地办案,但在现行司法体制架构下,这一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和人际干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法治意识不强,出于地方局部利益甚至个人私情,往往会干扰办案;个别的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会动用职权进行非法干预、压制。由于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所赖以运转的人、财、物等司法资源为地方所掌控,司法机关履行司法职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抗干扰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因而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地方权势的干预。而当一个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置身外界权力和人际干预的漩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办案时,又怎么可能完全做到超然、客观和公允呢?司法实践中,对于职位较高的官员职务犯罪之所以采取异地管辖的追诉方式,就是这些“下马”高官在当地尚有“能量”,若由当地司法机关进行侦查和审判,仍有影响公正司法的可能。
  独立司法是公正司法的逻辑前提。没有诉讼机制的超脱性,也就缺失了保障公正的最有力的基础。要实现公正司法,就必须确保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 [7]异地管辖奉行的要义在于“司法官应当在没有压力下裁判”。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实行异地管辖,意在以“迁回避让”的方法和技巧,有效阻断地方权力与司法机关的直接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来自地方权势的干预,最大限度地消除人际干扰,给公正司法创造一个冷静、理性、超脱的环境,使司法官可以在不考虑内外部压力,不受人际关系束缚的环境下,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司法官的抗干扰能力,借助异地管辖这一正当程序,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程度。
  (四)异地管辖旨在维护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在司法裁判领域,“一是指法院及法官具有最高的地位,享有最高的威望,二是指法院及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 [8]虽然司法权威具有威慑性,但它不等同于司法权力的强制性。“司法拥有权威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其自身具有的强制性,而是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赖。” [9]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是司法公正,只有社会公众内心普遍认同并信赖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司法才能真正树立起权威。而要想社会公众对司法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先必须做到诉讼程序正当。正当的诉讼程序不但使公正在诉讼过程中得以实现,而且保障这种实现是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司法活动的基本经验表明,一个中立无偏私的法官所作的裁判不一定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一旦其连外观上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都丧失了,即使其确实做到了秉公裁断,由于其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仍将无法消除人们对其公正性的合理疑虑。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的直观表现,是司法活动赢得社会公信力的基础和保障,是司法权威的首要源泉。
  程序是否公正,往往能够一目了然。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是要能合理排除社会公众对公正司法的正常合理疑虑。“审判程序一旦无法消除公众对法官的合理怀疑,程序也就无法符合正义的要求。” [10]因为对司法官是否中立、公正、无偏私的任何合理怀疑,足以牺牲人们对司法裁判结果的信任。而“在正当程序得到实施的前提下,程序过程本身确实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作用。” [11]异地管辖,是追求和体现程序正当性的一种司法机制设计,其通过对职务犯罪刑事案件传统司法管辖模式予以变革调整,达到有效消除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中立性和超然性的合理疑虑,打消人们对本地司法机关办理本地高官职务犯罪案件所持的不信任心理,确保司法活动具备外观上的公正的基础,从而提升刑事司法的公信力。这种经过正当化过程的司法裁判显然更容易权威化。
  (五)异地管辖满足程序效益价值的要求
  效益是表征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之间的函数比值关系。程序效益也是如此,是指司法活动中所投入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与所取得的司法成效之比例。“刑事司法活动也是一个大量消耗社会资源的过程,在社会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必须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高效利用现有的司法手段。” [12]刑事诉讼程序效益价值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3]其一是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过程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其二是诉讼的结果具有合目的性。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寻求最佳的方式来科学合理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实际上是要求刑事诉讼结果的实现必须符合公正、秩序和自由的价值目标,办结的案件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职务犯罪异地管辖,为直接的权力和人际关系干预设置了障碍,“曲线”创造了独立司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提供了程序保障。异地管辖尽管不能从体制根源上解决司法独立问题,却在现行司法体制框架下,通过管辖机制的变革,优化了司法职权配置,从而有效改变了当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追诉的困局,震慑了职务犯罪者,提升了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异地管辖在不触动现行司法体制的前提下,以司法机制的变革达致了融化体制坚冰的效果,以较小的制度成本投入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其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契合当下中国的司法环境,符合司法规律要求,符合程序效益价值理念。
  三、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现状反思:现实困境与障碍
  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司法模式,实现了司法活动外观上的公正性和诉讼程序的超然性,增进了司法权威,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摆脱非法干预,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侦查、审判权的作用。但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司法机制在运行实践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还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
  (一)案件适用范围不统一
  对省部级以上高官职务犯罪,目前全国已基本形成定势,固定采取异地管辖的模式侦查和审判。而对那些“较低级别”的官员职务犯罪的异地管辖问题,如县长、副县长、镇长、副镇长等官员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由犯罪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县(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向当地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现象。这些官员虽然官职不算高,却是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尽管“落马”,但其影响力仍然不可低估。因而,这类案件如果仍由本地司法机关侦查、审判,同样会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利用各种关系非法干扰司法活动留下空间,给案件的侦查和审判造成阻力。特别是往往由于犯罪者官职“不够大”,问题不十分引人注目,更容易因受到不当影响而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现象极大地损害了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和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影响相当恶劣。
  (二)司法机关之间缺乏协调与配合
  一个采取异地管辖模式追诉的职务犯罪刑事案件,不单单涉及异地审判,还涉及异地侦查、异地羁押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统筹安排、统一协调,需要公检法机关之间良好的配合。目前,对于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因为事关重大,往往由最高司法机关直接出面,亲自部署督办,在异地管辖办案过程中,一般较少出现问题和摩擦。但那些较低级别职务犯罪案件在异地管辖过程中,则往往“好事多磨”。表现在异地侦查和异地审判的衔接方面,由于缺乏事前沟通协调,检察机关侦查完毕向同级法院提起公诉时,法院往往以没有管辖权为由而拒绝受理。异地审判与异地羁押方面,有时也会发生摩擦。 [14]司法程序上的不统一,对公正执法带来困难。
  (三)异地管辖有可能带来执法上的失衡
  对于贪污、贿赂之类的职务犯罪而言,刑法规定以犯罪数额为主要量刑依据。由于目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因而各地对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上所依据的数额规定也是有差异的,有时差异甚至还比较大。同样一个犯罪数额,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也许只算一般情节,但拿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市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数额较大甚至巨大。这样无形中就会导致量刑尺度上的差异和失衡。经济发达地区的犯罪被指定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异地管辖,被告人被科处的量刑可能比在原犯罪地要重,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犯罪被指定到经济发达的地区管辖,被告人得到的量刑可能比在原地要轻。这是由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而造成的对同等案件司法处理上的“不同等”。
  (四)未赋予辩方异地管辖启动权和异议权
  司法实践中,异地管辖全部是由司法机关依职权采取的,依辩方(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而启动异地管辖的情况几乎没有。这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公正审判。尤其是当一个案件在正式审判之前,已被当地媒体舆论过度炒作和渲染,以至于“民愤”巨大的情况下,无形中会对当地法院的审判造成相当程度的压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赋予辩方申请异地管辖的权利,则案件还有机会移出当地审理,从而避免“媒体审判”现象。另外,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管辖权异议制度,当事人如果认为司法机关管辖不当,有权提出异议,但该项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却呈空白状态,作为辩方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缺乏应对司法机关不当管辖包括异地管辖的必要防御手段。这有可能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刑事诉讼的公正性。
  (五)异地管辖还存在一定法律障碍
  尽管《刑事诉讼法》第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的规定,可以视为对异地审判管辖问题提供了条文依据,从形式上看,推行异地审判管辖并没有超出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但实际上,该条法律、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案件涉及本法院院长需要回避等极个别情形而作出的例外规定,是作为管辖上的特例而为个案的灵活处理提供法律依据,而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则。现在将其普遍适用于职务犯罪这一类案件,只能算是打“擦边球”。也难怪有人认为异地管辖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的规定相冲突,指责异地审判涉嫌违法。 [15]另外,关于异地侦查管辖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只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18条中作了规定。然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毕竟属于司法解释范畴,该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关于案件管辖制度的规定缺乏必要衔接。
  四、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的进路:制度设计与构建
  尽管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异地管辖问题,目前还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阻碍因素,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异地管辖事宜,还多为相关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针对个案具体协调、单个办理,欠缺程序上的统一规范。然而,异地管辖不失为现行体制框架下有效排除干扰的一种司法机制安排,应当尽快将其由司法惯例上升为法律制度,用程序立法来保障程序正义,实现异地管辖司法模式的制度化、法治化。
  (一)科学设定异地管辖的适用条件
  从制度层面对异地管辖司法机制进行程序规范,首先应当设定异地管辖的案件适用范围。鉴于司法成本和效率的考虑,这个范围的设定应当科学、适度,切合我国的国情实际,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过宽,对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一概适用异地管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过窄,如仅局限于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则异地管辖所覆盖的人员范围又过少,无法充分实现异地管辖制度应有的功能。
  异地管辖的适用标准,应当把握在那些确实或可能对公正司法产生影响的情形,案件涉及这种“特殊”当事人时,才构成异地管辖的理由。从司法实践看,使司法机关难于保持中立的,主要集中于以下情形:一类是涉案当事人是本地同级四套机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班子成员的案件。这些身居领导职位的官员,对本地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和财政供给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本地司法机关查办这类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压力或者面临干扰和阻力。另一类是涉案当事人是受案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案件。尽管理论上讲司法官是正义的守护神,但他们同时也是人,也有情感和利益需求。昔日的同僚如今站在被告席上接受自己的审判,办案人员难免受人情关系的影响和困扰。事实上,不只是职务犯罪,其他刑事案件以及民事案件,当涉案当事人是上述两类人员时,同样也需要适用异地管辖。相比较而言,职务犯罪案件因一般无具体被害人,缺乏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因而适用异地管辖更显迫切和必要。
  (二)规范异地审判管辖的启动程序
  司法实践中,当案件适用异地管辖,由本来有管辖权的法院转移到本无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往往都由法院直接决定和解决。这种做法严格来说不符合程序逻辑和审判被动理念。根据无控诉即无审判原理,刑事公诉案件必先经过公诉阶段,然后才进入审判程序。对适用异地管辖程序审判的,理应经过严格的启动程序, [16]即要由检察机关或有关法院根据事由提出后,由上级法院作出裁决,案件管辖权才转由原本无管辖权的法院行使。“启动转移管辖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分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措施,以防恣意滥施专断。” [17]
  异地审判管辖程序的启动可以是:上级检察机关指定下级检察机关异地侦查管辖时,应及时向同级审判机关提出异地审判建议,由该审判机关指定与侦查相对应的同级法院行使异地审判管辖权;当然该审判机关也可将案件指定到与侦查不相对应的其他法院异地管辖,但要及时通知同级检察机关,以备及时调整出庭公诉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异地管辖侦查终结后,径行向对应的同级法院提起公诉的,受诉法院应即时向上级法院报告。上级法院经审查后应及时下达指定管辖决定,由该受诉法院正式取得异地审判管辖权;如果上级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由其他法院审判更为合适的,应及时裁定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管辖,同时通知同级检察机关调整具体公诉机关。这样设计异地审判管辖启动程序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公诉和审判两个阶段发生脱节、扯皮现象,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需要注意的是,适用异地管辖的案件,应尽可能指定到地缘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地区,尽量避免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而造成量刑幅度上的明显反差。
  (三)赋予辩方异地管辖申请启动权和制约权
  出于对职务犯罪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及公正司法考虑,有必要赋予其异地管辖申请权。当辩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正当理由认为原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由于某种因素,有可能不能公正办案时,可以申请将案件转移给外地的司法机关管辖。司法机关,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应该对辩方基于合理怀疑而提出的异地管辖申请予以受理。根据“任何人不得充当自己的法官”原则,对于辩方提出的异地管辖申请,应当由上一级司法机关审查并作出决定。上一级司法机关经审查同意适用异地管辖的,应一并指定好行使异地管辖权的相应司法机关。
  除了赋予辩方异地管辖的申请启动权,还应赋予其异地管辖异议权,以避免司法机关随意指定、转移管辖,体现程序公正的要求。司法机关决定适用异地管辖进行侦查、审判的,应当在决定中明确适用异地管辖的原因以及被指定行使本案管辖权的相应检察机关或法院,并告知辩方,允许他们提出异议。经审查异议确有理由的,应充分考虑作出的异地管辖决定是否合法适当。发现决定不当或有错误的,应予撤销,或重新作出指定管辖决定。
  (四)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异地管辖司法权
  异地管辖实际上是通过管辖权的变更、转移而实现的。对于审判管辖权可以基于法定原因在上下级法院和同级法院之间进行变更、转移,现行《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然而对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权的变更、转移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无明文规定,只是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这一司法解释性文件中有所涉及。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变更、转移问题,主要是通过侦查一体化机制解决的。当前,上级检察机关指定下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异地管辖进行查处的情况日渐普遍。为了衔接好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对检察机关侦查管辖权的变更、转移问题亟需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作出规定。刑事诉讼管辖权转移制度的司法主体范围,应当扩大到检察机关,明确规定: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因有整体回避需要而不宜行使案件管辖权时,可以请求上一级检察机关管辖;上一级检察机关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检察机关同级的其他检察机关管辖。这样,通过上级检察机关指定管辖,而确立与案件没有影响公正关系的外地的检察机关管辖,使检察官保持中立成为可能,从而最终保障公正司法。
  (五)异地管辖的法定事由—司法机关整体回避
  异地管辖实质是通过管辖权转移来解决司法机关整体回避问题。因而司法机关整体回避,构成适用异地管辖的根本事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管辖权转移没有规定具体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有规定,但适用情形过于简单,主要限于案件涉及本院院长的极个别情况。然而,当今司法实践中需要转移管辖权的往往并非仅限于上述个别因素,还有诸如当地诉讼环境恶化、权力干预、关系网干扰因素增多等。这些因素有一个共同指向—本地司法官有整体回避需要。一旦案件面临干预或社会舆论压力,以至一个法院或检察院的任何法官、检察官都难以摆脱这种干预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即应转移司法管辖权,实行异地管辖。而由于现行法律制度规定不明、标准欠缺,对于那些有必要适用异地管辖的情形,司法机关往往疏于适用。 [18]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管辖权转移制度,为解决异地管辖问题提供了制度资源,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改进、完善,实现对异地管辖制度的系统性构建。
  五、结语
  就目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来看,其不失为排除干扰、优化司法环境的一种有效司法模式选择。然而,要想达到从根本上避免干涉司法的改革目的,并不在于逃避似地对职务犯罪实行异地管辖,关键还在于增强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关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因此,如何从制度上着眼对现行司法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让司法权的行使强大到足以抵制各种干扰,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突破性进展,才是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所在。另外,腐败现象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抑制腐败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并不是单靠司法机关采取异地管辖就能彻底解决的。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发生,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防堵腐败赖以蔓延的豁口,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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